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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严格监管方面，信息披露是最重要的一条。第二，内部公司治理要完善，企业不能在登陆科创板后，大股东就套现跑了，企业高管自己搞猫腻，投资者都不知道，这是最忌讳的。第三，在主营业务方面，企业登陆科创板后不能偏离主营方向，不能上市前是做制药或人工智能，募资后搞房地产等等。

尽管血淋淋的教训摆在眼前，解决问题却是知易行难。十年来，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对高负债的依赖并未减轻，为负债提供便利的市场与政策大环境虽然有所调整，总体上并未有实质改变。只不过在有些国家，负债由私人部门向政府部门转移。2008至2017年，美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由98%下降至79%，而政府部门杠杆率则从59%上升至97%。在更多国家，宏观杠杆率则在危机后快速攀升。整个新兴市场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3%上升至40%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从61%上升至105%，政府部门杠杆率从37%上升到49%。

放在上海2018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183元的背景下，仅凭借这些物品就断定其“不配当”困难户，多少有些武断。况且，每个家庭的收入都是动态的，一场重病或重大变故，就可能拖累原本小康的家庭成为困难户。是否是困难户，最主要的还是应该参考人均收入及家庭情况。根据2018年上海公布的社会救助标准，低收入困难家庭认定标准为城乡居民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140元。图片中出现的困难户具体情况究竟如何，不妨让“子弹飞一会儿”，给有关部门充分的调查时间以解公众质疑。

5年来，“一带一路”通过推动相关国家扩大市场开放，支持多边贸易体制，不断推动提升全球供给侧管理水平和全球治理能力，为各参与国搭建了一个实现合作互利、共同发展的平台。截至今年9月初，中国已与105个国家签署123份“一带一路”合作文件，与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6份合作文件。目前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及其核心理念被纳入联合国、二十国集团、亚太经合组织、上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。

新京报：你刚才也提到，对中国过劳的测量和界定的标准需要本土化，那么该怎么本土化呢？现在在学术上有没有一个准备要出来的标准？杨河清：这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努力，去设定这个标准，最后进入立法。这是我们远期的愿景，离实现还太远。我们前期调研的工作还正在做，包括过劳的现状、群体、程度、原因和后果。假如想在现有的法律下，再增加预防过劳的条款，我觉得至少还需要十年。

责任编辑：张申在今天小米的线上发布会上，雷军谈了个人对此次疫情的感受，整个行业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，所有人都沉浸在悲伤的情绪里。他表示在做好防疫的前提下，要让生活和工作恢复到正常的水平，“不能等疫情搞定了以后，结果我们自己被打败了”。中新网济南3月7日电 （记者 李欣）记者7日从山东省台港澳办了解到，截至3月2日，在鲁514家台资企业复工复产。